志在他之上――官僚们都需要顺从他的喜好,而且作为对皇帝忠诚的表现,或者一种安慰,或者仅仅只是刻意讨好,满清的官员不得不讨厌这三个家伙。
最起码,那些整天在皇帝眼前活动的大臣必须表现出他们的厌恶。
而且绝大多数厌恶集中在易水身上。尽管他是美国军官,但在搞不清楚什么叫做“国籍”的满清大臣眼里他仅仅只是假洋鬼子而非真洋鬼子,在皇帝面前痛斥他不会让他们产生心理障碍。
“助纣为虐的汉奸二鬼子”,他们如此称呼他。当然,易水从没有预料到自己会有这样一个称号,当然他现在还完全不知道,一点消息也没有得到;然而这仅仅只是全部问题中的一部分,而且不是最严重的那部分。
更严重的问题在于“帝党”成员、监察御使杨深秀的奏章,被许多大臣认为是无稽之谈的《时事艰危、谨贡刍议折》――“时势危迫,不革旧无以图新,不变法无以图存”,如果一个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僚还不能看出这是什么意思,他们也就没有资格继续留在现在的受人羡慕的位置上了。
监察御使大人要求皇帝陛下变法维新!
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。如果使用一种西方式的语调发表评论,杨深秀的奏章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。在《时事艰危、谨贡刍议折》之后,越来越多类似的奏章送到了光绪皇帝的桌上,就好像官员们在这一刻都想通了,发现国家已到了必须变法的最后时刻;接着,曾经发起“公车上书”、组建了强学会的康有为又成立了一个新组织,“保国会”,开始不断上书皇帝和朝廷,支持杨深秀和诸位主张变法的大人,要求皇帝立即下旨维新……
如果他们想把某些人气得中风,显然,他们几乎做到了这一点。
变法!维新!这简直就是发了疯了!极端保守的那些大臣当然被这种荒谬的、毫无道理的建议气得浑身哆嗦,少数已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的官员也表示绝不赞同――但是,也有人支持杨深秀和康有为的主张,毕竟倾向变法的大臣并不是少数,而且更重要的是,决心振兴国家而且刚受了一点刺激的皇帝喜欢它――事实上,如果没有保守派大臣全力阻止,在广州的事情发生后皇帝就已经召见康有为和梁启超了。
但是现在,保守派的大臣们知道自己已不能再阻止这种事情,甚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必须支持它:既然皇帝已表明态度,对于那些既保守但又属于“帝党”的大臣来说,他们就不得不在痛苦之中做出一个选择,继续坚定不移的支持皇帝,或者违背自己的政治意愿站在皇帝的对立面,成为“帝党”的叛徒。
当然,虽然痛苦,但他们知道应该怎么选择。
绝大多数大臣的最终选择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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